澳门南平联谊会成立十周年 暨第三届理监事就职典礼在澳举行

反之又产生另外一个问题，既然在近乎二十年前（《行政诉讼法》和中国行政主体理论诞生后近十年）就有学者对行政主体理论提出了质疑，指出了其种种缺陷，提出各种改造的设想，包括全面直接移植国外行政主体理论的建议，并且拥护者甚多，为何我国的行政主体理论迟迟没有改造，三十年不变，至今仍居通说地位，且《行政诉讼法》虽经修改，而关于行政诉讼被告的规定亦未曾发生重大变化，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18]但韦德同时又认为，无效并非绝对，仅当有追诉资格者提出时才可能无效。[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57-258页。

（二）我国行政程序瑕疵法律后果的现状与问题 1.行政程序瑕疵之无效情形 2014年《行政诉讼法》（下文简称《新法》）第75条明确将重大且明显违法作为无效的普适性标准，据此，程序瑕疵行政行为达到重大且明显违法的程度时无效。所谓书面或电子行政行为未表明作出机关，是指从书面或电子行政行为本身无法辩认其作出主体，且经由解释仍无法辨认，而不考虑相对人是否通过其他途径得为辨认。例如，在1863年的Cooper v.Wandsworth Board of Works案中，原告房屋被地方当局拆除。这两个条文共同勾勒了确认违法与可撤销行政程序瑕疵的规范边界，而如何正确理解轻微违法与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是首要难点。而1996年修法时，立法者将补正时限延长至行政诉讼程序终结前，由此引发有违权力分立原则使法院成为补正程序瑕疵之修补审级导致行政机关不重视程序规定等质疑。

有权对不利处分进行申辩，使其申辩意见被听取。参见[英]威廉·韦德：《行政法》，徐炳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169页。[107] 张翔：《中国国家机构教义学的展开》，《中国法律评论》2018年第1期。

[7] 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重大违宪行为的惨痛教训，促使人们高度重视新宪法起草中的宪法监督制度。常安：《改革、修宪与宪法理论论争——现行宪法颁布30周年之际的一个学术史回溯》，《法律科学》2012年第6期。[43] 参见胡锦光：《中国宪法问题研究》，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11页以下。这一批复引发了热烈争论，并因其中包含的基本权利在私法关系中的效力问题，刺激了中国宪法学关于基本权利研究的繁荣。

在2018年3月13日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正式设立后的次日，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对《监察法》草案进行了审议，这是其成立后首次对法律案进行统一审议。（三）规范宪法 宪法至上和良性违宪之间无疑存在对立或者紧张，但究其问题实质，却都指向宪法的规范性。

1989年，湖北李崇淮等31 位代表、四川王叔文等32 位代表向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提出建议全国人大设立宪法委员会的议案。二、学术前史：合宪性法秩序的建构 在制度条件的更易之外，宪法学的学科前瞻，还应当建基于对四十年来宪法学术的总结与反思。[52]但是，宪法作为部门法律制定依据的观念，却并未能在一些法律的制定中充分体现。其后，经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被赋予推进合宪性审查的新工作职责。

张翔：《合宪性解释的两个面向——答蔡琳博士》，《浙江社会科学》2009年第10期。[36]韩大元教授参与了这场讨论，他认为应当将宪法的规范性与社会现实性统一起来，承认社会转型时期的正常的冲突的合宪性，并不会损害宪法的权威。法治国家的建构，必然指向贯彻实施宪法，必然指向宪法学的教义化。[92]作为一门法律学，宪法教义学是具有明确的规范属性的。

莫纪宏：《论加强合宪性审查工作的机制制度建设》，《广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66] 参见范进学：《论中国合宪性审查制度的特色与风格》，《政法论丛》2018年第3期。

[113] 例如【德】施莱希、科里奥特：《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地位、程序与裁判》，刘飞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在实践上，对人大监督、央地关系、司法体制改革中的争议问题的教义学预备明显不足。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在非公经济、土地制度和市场体制等领域，出现了与宪法存在明显紧张的改革举措。[104]未来，立法中的宪法教义学研究应该是宪法学者对于合宪性审查制度的重要学术担当。[63] 陈璇：《正当防卫与比例原则——刑法条文合宪性解释的尝试》，《环球法律评论》2016年第6期。（二）  司法裁判中的宪法援引 除了聚焦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合宪性审查这一核心领域之外，尽管宪法司法化的努力已经暂无制度建构层面的意义，但司法裁判中的宪法援引仍然是宪法学需要继续关注和深入研究的领域。因此，人民法院组织法修订草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是可行的，符合宪法的有关规定。[51] 黄卉：《合宪性解释及其理论检讨》，《中国法学》2014年第1期，第285-286页。

四、学术作答：立法中的宪法教义学及其他 在一个可能到来的合宪性审查时代，在外部的制度条件发生变动的背景下，宪法学应有怎样的自我省察，依循怎样的路径与方法？过去若干年间，经由激烈的方法论争论，自我定位为规范科学和实践科学的宪法教义学已植根颇深。胡锦光：《论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的体系化》，《法律科学》2018年第2期。

某种意义上，当下对于国家机构的法教义学研究，较之基本权利教义学，甚至更具现实需要的紧迫性。[70] 胡锦光：《论设立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意义》，《政法论丛》2018年第3期，第3页。

[95] 参见李忠夏：《宪法变迁与宪法教义学：迈向功能分化社会的宪法观》，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258页以下。与司法中心的违宪审查制度下的宪法教义学不同，中国合宪性审查制度下的宪法学应该更多关注立法中的宪法教义学，从积极和消极两个层次，为立法的内容形成和越界控制提供智识支撑。

在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宪法实施的方案下，宪法起草中还研究过设立宪法委员会专门负责处理违宪问题的两个方案：[11]一个是宪法委员会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地位相当，仅对全国人大负责。除了前述各点之外，合宪性审查时代的宪法学，还应该继续关注宪法与部门法的关系，继续关注司法裁判中的宪法问题，延续和深化既有法律的合宪性解释等研究。[50] 相关研究包括但不限于蔡琳：《合宪性解释及其解释规则——兼与张翔博士商榷》，《浙江社会科学》2009年第10期。[10] 《彭真传》编写组：《彭真传》（第四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473页。

[23] 参见张春生、秦前红、张翔：《推进合宪性审查 加强宪法实施监督》，《中国法律评论》2018年第4期，第4页。注释: 本文是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部门法的合宪性控制（项目号18XNL013）的阶段性成果。

但改革与宪法的关系问题却一直是宪法学绕不过去的问题。[95]尽管在中国的合宪性审查体制下，进行宪法判断的仍然不是司法机关或者宪法法院，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所进行的合宪性审查也更多是抽象审查而非具体个案中的裁判，[96]但无论如何，依据宪法规范进行合宪性判断的实践机制已然建立，而相应的教义学支撑也必须跟进。

[69] 参见韩大元：《从法律委员会到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体制与功能的转型》，《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另一方面，还要从消极控制的层面，以高度专业的宪法知识和规范论证，对法律草案的合宪性做出评价。

[102] Christian Starck, Das Bundesverffassungsgericht in der Verfassungsordnung und Politischen Prozeß, in: Badura/Dreier(hrsg.), Festschrift 50 Jahre Bundesverfassungsfgericht, BdⅡ,2001,S.7f. [103] 例如，在《网络安全法》起草过程中，笔者曾针对二审稿实质上授权网络运营者检查用户通信的规定提出合宪性质疑（参见张翔：《检查公民通信是谁的权力？——小议网络安全法二审稿第46条》，《法治周末》2016年8月31日），并与北京大学沈岿教授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专家意见，最终这一意见被部分采纳。[47] 参见姜秉曦、张翔：《基本权利理论研究30年》，载中国宪法学研究会编《中国宪法学三十年（1985-2015）》，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经过学者们的再三申说，[32]宪法至上的观念如今已深入人心，成为在新时代进行法秩序的合宪性建构的学理基石。胡锦光：《论合宪性审查的过滤机制》，《中国法律评论》2018年第1期。

[98] 此外，还应该看到，尽管法教义学被认为主要是取向司法的，但实际上，法教义学对立法也是天然有贡献的。小结：我国当下正在建构的，主要是一个非司法的合宪性审查体制。

1993年宪法修改时，又有代表建议在《宪法》第70条中增加规定全国人大设立宪法委员会的内容。前端的合宪性审查，与原来就由法律委员会承担的统一审议法律草案的职能密切相关。

[71] 前端与后端的提法来自法规备案审查室主任梁鹰，参见梁鹰：《中国的立法审查制度》，清华大学讲座，2018年10月1日。建国以来没有重视这一任务，成了‘文化大革命得以发生的一个重要条件，这是一个沉痛教训，必须完善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并使之成为任何人都必须严格遵守的不可侵犯的力量。